九游会j9登录入口:为一杯优质阿拉比卡咖啡：巴西种植园任旧存在奴役

　　在巴西，许多人在咖啡种植园中，过着近乎奴隶般的生活。他们劳作的土地上，生长着专供出口欧洲的顶级咖啡豆。

　　豪尔赫·费雷拉（Jorge Ferreira）一脚踩下刹车，小心翼翼地将他那辆黑色的中型轿车停靠在路边，随即调转了车头。倒回数百米，便是一条通往山谷的土路，那里被伊塔莫吉（Itamogi）小镇附近漫山遍野的咖啡树所环抱。“我刚才在下面瞥见一辆旧巴士，很可能有一支采摘队正在那里作业。”他的同伴，坐在副驾的罗布森·威廉（Robson William）说道。

　　时值八月中旬，米纳斯吉拉斯州（Minas Gerais）的咖啡采摘季已接近尾声。这个距离大都市圣保罗仅数百公里的州，是巴西最重要的高品质阿拉比卡咖啡种植区。从五月初开始，豪尔赫·费雷拉、罗布森·威廉以及他们的同事伊莉莎白·维托·达·科斯塔（Elisabeth Vitor da Costa）便不知疲倦地穿梭于米纳斯吉拉斯州南部的咖啡重镇——伊塔莫吉、法兰卡（Franca）或是波索丰杜（Poço Fundo），他们的目标并非那些鲜红欲滴的咖啡果实。

　　这三位热心的行动者，服务于一个名为“阿德雷MG”（Adere MG）的工会组织——即米纳斯吉拉斯州农业工人联合会。他们的使命，是在这片广袤的咖啡田里，寻找那些在非人道条件下遭受残酷剥削的咖啡采摘工。

　　咖啡田的景致占据了整个视野。咖啡树排列成绵长而弯曲的行列，覆盖了伊塔莫吉镇周围海拔1000至1300米的山丘与谷地。然而，对这种的壮丽景象，豪尔赫·费雷拉·多斯·桑托斯（Jorge Ferreira dos Santos）却无心欣赏。

　　这位非裔巴西人留着极短的寸头，戴着一副窄边太阳镜。他缓缓地将车驶下田间小路，直至数百米外，一辆白色巴士的轮廓在棕榈树的荫蔽下显现。巴士挡风玻璃上方的显示牌写着“Rurais”，意为“乡村”。“这种老旧的巴士，既是用来将北方的农场工人运送到这个地方进行收割的交通工具，也是他们在田间地头歇脚的聚集点。”威廉解释道，他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留着一脸大胡子。作为费雷拉的副手，他的职责是时刻留意采摘队伍的踪迹。此外，他还负责扫描咖啡庄园的指示牌，并在三人锁定目标后，主动与男性采摘工建立联系。而维托·达·科斯塔则负责与女性工人进行沟通。

　　费雷拉将车停在一排排咖啡树的阴凉处后便径直下车，走向那辆巴士。与此同时，威廉和维托·达·科斯塔则消失在两米多高的咖啡树丛中——他们要去寻找正在劳作的采摘工。这支三人小队配合默契，各司其职。仅仅几分钟后，维托·达·科斯塔便带着两名妇女出现在咖啡树丛中，她详细地询问着她们的工作条件、约定的薪酬，并与她们交换了手机号以备不时之需。然而，初步的印象很明确：这里的情况似乎并无不妥。与两名男性采摘者交谈过的威廉也证实了这一点。

　　费雷拉则悠闲地斜靠在巴士上，与采摘工的招募人攀谈起来，后者十分乐意地提供着信息。这并非偶然，两人在之前的行动中早已相识。不久，采摘工人们也陆续出现：时间指向中午12点30分——午休开始了。

　　人们早已知晓这三人是工会派来的，专门调查那些被无良雇主残酷剥削的采摘队。米纳斯吉拉斯州在巴西劳动部今年四月公布的一份“黑名单”上高居榜首：这份名单所列出的，正是那些剥削工人、迫使他们在近似奴役的条件下劳动的企业。

　　劳动部的监察员在157家企业中发现了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仅在米纳斯吉拉斯州，就有1463名男女工人从非人道的工作与住宿环境中被解救出来。

　　放眼巴西全国，共有737家企业被列入这份名单，6054名在类似奴役条件下遭受剥削的工人如今已重获自由。对于“类似奴役的条件”，其定义参照了巴西《刑法》第149条。费雷拉解释道：“强制劳动、债务奴役、非人道的工作与住宿条件，以及不人道的工时，都是该条款明确列出的标准。”

　　这位46岁的工会活动家深知自己所言非虚。他曾亲手解救过那些被囚禁在咖啡农场的人们，他们被迫为交通、住宿和食物支付离谱的高价，无力反抗。他们被安置在拥挤不堪的住所里，厨房和卫生设施破败不堪，加班更是得不到任何报酬。这些情形，他几乎都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一一体验过：“我13岁那年，就从巴伊亚州的一个小镇来到米纳斯吉拉斯州采摘咖啡。”费雷拉站在一棵阿拉比卡咖啡树旁，对着巴士的方向解释道，“我当时还是个未成年人，又是黑人，遭受了毫无底线岁时，我第一次从类似奴役的工作条件中被解救出来；17岁时是第二次；最后一次，是在我21岁的时候。”

　　与此同时，采摘工人们正坐在巴士的阴凉下吃着午饭。这里没有椅子，没有桌子，也没有长凳。费雷拉对此提出了批评，然后向那位戴着宽边草帽的工头告别。一些工人对他的批评报以微笑，并向他点头表示赞同。

　　“在米纳斯吉拉斯州，阿德雷MG就像一个工会先锋组织，致力于同一切形式的奴役劳动进行斗争。自2011年以来，我们从始至终在帮助人们摆脱恶劣的工作条件，我们举报、调查并探访农场——通常是寻找借口进入，有时甚至需要伪装身份。”费雷扎如此描述他参与创立的阿德雷MG的工作方式。

　　根据财务情况，工会通常会组织三到四个团队。但眼下经费紧张，因此只有八名受薪的调查员能够开展工作。费雷拉估计，去年被列入“黑名单”的案件中，约有三分之一是由阿德雷MG发现并上报的。这项工作既耗时又耗财，而且充满风险。费雷拉本人就经常受到辱骂，甚至遭到人身攻击。

　　他的同事维托·达·科斯塔，一位身材娇小、精力充沛、留着长长灰色辫子的女性，也曾收到过死亡威胁。她的家人恳求她最终放弃这份危险的工作。但这位五十多岁的女性仍在坚持。“咱们不可以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公共机构、劳动部和司法部身上。”她说。

　　这一点毋庸置疑，因为负责检查可疑企业的劳动部本身就人手严重不足。近年来，有1000名监察员退休，而总统卢拉·达席尔瓦（Lula da Silva）仅新招聘了800名。不仅缺乏合格的人员，团队的设备也早已落后于时代。“无人机等高科技设备十分稀缺，新的计算机程序并非总能派上用场，有时甚至连基本的汽油都供应不足。”阿德雷团队的技术员威廉批评道。

　　与巴西许多工会一样，阿德雷也面临着严峻的财务问题。“我们依靠筹集捐款来支付调查过程中高昂的租车费、酒店住宿费等开销。”费雷拉说。这些开销是必要的，以便在大小农场中不引人注目地寻找不法行为的蛛丝马迹。“恶劣的住宿条件、雇佣武装保安，或者农场里价格过高的内部小卖部，都可能是不当行为的线索。”维托·达·科斯塔补充道。说完，她再次坐进汽车后座，而两位男士则坐在前排。

　　车子缓缓驶回通往伊塔莫吉的公路。在小镇的入口处，一块标牌欢迎着游客来到“最佳咖啡之城”。在巴西的咖啡种植区，许多城镇都以“最佳咖啡之城”自居。其中，米纳斯吉拉斯州最为著名，因为巴西的顶级咖啡豆大多源自于此。这些咖啡的种植，大多采用农业工业化的模式，大量使用农药和化肥。

　　收获过程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是机械化的。小型拖拉机会跟在采摘工身后，用管道将他们从咖啡树上捋下的果实吸走。唯有采摘这项工作，至今仍需手工完成。“为此，来自巴伊亚州、伯南布哥州或帕拉伊巴州等北部贫穷的地方的采摘工，会被成批运送到这里，进行为期三个月的采摘工作。”费雷拉说道。

　　工资水平一直很低。当天，采摘工作结束后，采摘队的成员们在咖啡树丛中清理枯枝败叶，他们为此获得120雷亚尔的固定日薪。这相当于每天20欧元，远低于采摘高峰期的收入。在采摘期，工资是按采摘的咖啡果实重量计算的。一名熟练的采摘工每天可以挣到300到700雷亚尔，约合50到116欧元。

　　“但问题就在于，他们并非本地居民。他们必自己支付住宿、食物、工作服、交通的费用，有时甚至连劳动工具都要自掏腰包。”威廉在伊塔莫吉镇吃午饭时解释道。他出身于一个工人家庭，是出于阶级意识加入了阿德雷工会。威廉深知，在巴西，70%的农业工人没有正式的劳动合同。

　　“所有的一切都只是口头协议。通常，协议是与招募者——他们通常是男性——达成的，而不是与工人实际工作的农场主。这导致工人们的处境极为被动，他们既依赖于招募者，又只能依靠自己，并且往往需要乘坐巴士长途跋涉去上班。”他解释道。

　　阿德雷与巴西六大工会联盟中顶级规模的“巴西统一工会中央组织”（CUT）密切合作，共同对抗这种依附关系。该联盟与总统卢拉·达席尔瓦领导的工人党关系匪浅。此外，阿德雷还与“巴西记者”（Repórter Brasil）这样的非政府组织合作。

　　近年来，他们不仅揭露了违反劳动法的行为，还发现了诸多土地和环境冲突——其调查范围有时甚至延伸到哥伦比亚等邻国。在与“巴西记者”组织的一项联合研究中，该工会详细地证明了，究竟是谁从咖啡采摘业的恶劣工作条件中攫取了利益。

　　“其中包括雀巢（Nestlé）、星巴克（Starbucks）以及总部在汉堡的诺伊曼咖啡集团（Neumann Kaffee Gruppe）等大型跨国公司。”费雷拉解释道，“这一些企业都在那些常常会出现类似奴役剥削现象的大型农场和合作社采购产品。”他指了指那份“黑名单”。尽管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例如，经过认证的农场通常比未经认证的农场情况要好，但这依然没办法提供任何绝对的保证。

　　随后，豪尔赫·费雷拉看了一眼手表。时间是下午4点。“咖啡种植园现在已经下班了，我们大家可以去拜访一下年轻的采摘工吉泽拉*。她邀请了我们，两年前，正是我们将她从类似奴役的工作环境中解救出来的。”费雷拉说着，拿起黑色租车的钥匙站了起来。不久后，我们离开了伊塔莫吉，在咖啡小镇外拐进一条田间小路，道路两旁是绵延不尽的咖啡树。新栽的咖啡树苗只有60厘米高，与1.80米高的成年树交错生长。

　　红色的尘土飞扬，路边许多咖啡树看起来干枯萎靡。大约15分钟后，费雷拉松开油门，将车驶入一栋由树篱围成的小房子的院内。“吉泽拉和她的男朋友何塞*住在这里。他们一起在附近的农场工作。”费雷拉解释道，随即下车向这对情侣打招呼。何塞是个瘦高的24岁小伙子，八年前从北部的皮奥伊州来到伊塔莫吉地区当收割工，之后便留在了这里。“那段日子很艰难。”他说。“现在，何塞和我都找到了固定的工作。我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在采摘队里干活——没有权利，住在恶劣的住所里。现在，我们直接为邻近的农场采摘咖啡，住在我已故母亲留下的这栋小房子里。”这位23岁的女孩解释道，她的头发高高地梳成一个发髻。

　　与她的男友不同，吉泽拉是本地人，在咖啡园里长大。从16岁起，她就在每年5月到8月底的采摘季里，采摘那些饱满的红色咖啡果。“在伊塔莫吉周边，几乎所有事情都与咖啡有关：采摘、晾晒、加工、销售。”她说着，羞怯地望向我们这群人。她不愿再谈论自己在那个庄园里的经历。

　　向前看，似乎是这对年轻夫妇共同的信条。他们早上七点开始在庄园里采摘咖啡果，下午四点左右，将最后一个装满咖啡果实的袋子交给工头称重。他们两人都对自己获得的计件工资感到满意，在被问及时，他们对当前的工作条件也没有一点抱怨。

　　然而两年前的情况却截然不同。费雷拉手机上展示的一份由劳动部发布的详细公告证实了这一点。公告中罗列了十二项问题，包括田间缺少卫生设施、没有防护服和农药使用安全措施，以及恶劣的住宿条件——没有合格的卫生设施和厨房设备。

　　吉泽拉证实了所有这一些状况，但回避了具体的问题。她似乎为自己当初轻易相信了专业的招募人员而感到难为情，尤其是因为她本就来自这个地区。在米纳斯吉拉斯州，从事咖啡采摘的工人绝大部分来自其他州，并在当地被招募。他们往往被虚高的工资和优越的工作条件所诱骗。对于许多人来说，放弃工作、两手空空地返回家乡，是很难来想象的选择。

　　费雷拉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希望这对夫妇能够加入工会的工作——正是因为他们对采摘咖啡的黑暗面有切身的了解，可以帮助其他人。“我们这个地区缺乏年轻的工会成员。我们应该更多的支持来开展工作，而司法系统在这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费雷拉在告别后回到车里时抱怨道。

　　他希望巴西的司法机构能够实施更严厉、更具威慑力的惩罚。但现实却截然不同，米纳斯吉拉斯大学的劳动法讲师利维亚·米拉利亚（Lívia Miraglia）证实了这一点：“在巴西，剥削是有利可图的。司法机构将奴隶般的劳动条件视为轻微罪行。处罚过轻，而咖啡的购买方也从来不会被追究责任。”米拉利亚的批评一针见血。

　　费雷拉说，德国的大买家也从中获益。“巴西的供应链极不透明，这一点必须改变。”他指出了一个核心挑战。另一个挑战则是巴西的司法系统，它往往行动迟缓、犹豫不决，且过于宽容。

　　最好的例证，便是吉泽拉在2023年被解救出来的那个庄园（Fazenda）。该案件至今仍在审理中，一审法官甚至驳回了赔偿金的要求。这或许也是何塞和吉泽拉如此谨慎的原因之一，因为那个庄园距离他们的小房子，只有几公里之遥。

　　费雷拉认为这是可完全理解的。他计划在下一次拜访时，再问问他们——届时，他会带上阿德雷工会的会员申请表。

　　本篇报道的研究得到了明斯特基督教罗梅罗倡议组织（CIR）的支持，该组织长期致力于关注巴西橙子、咖啡和大豆种植业中的劳工与环境权利问题。